郑和下西洋并非简单的孤立事件，而是明朝永乐时期文治武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永乐时期，明成祖实施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如设立内阁、决定迁都北京、编纂《永乐大典》，屡次征服元朝残余势力，以及派遣使者通往西域和郑和的航海等。所有这些举措都对明代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朝是当时亚洲乃至世界的强国，为了彰显其大国地位并维护周边局势的稳定，成祖在继承洪武时期外交政策的基础上，积极派遣使者四处往来，以和平方式努力构建明朝视野中的世界新秩序。正如《明史·郑和传》所述：“当成祖时，锐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贵。西洋则是郑和、王景弘，西域则是李达，迤北则是海童，而西番则是率使侯显。”郑和在出使途中所捧的成祖敕书向西洋各国国王和首领传达了以下信息：“你们只需顺天意，遵守我的命令，按照礼仪谦恭、守规矩守分寸，不可欺凌弱小，不可凌驾他人，这样我们才能共享和平的福祉。若有真诚前来朝拜的，皆可获得奖赏。”（《郑和家世资料》）
宣德六年（1431年），面对满喇加国对暹罗的欺凌事件，宣宗遵循了永乐时期的作法，责令暹罗国王进行纠正，他说：“朕是天下的统治者，平等对待所有国家。你们能恭敬事奉朝廷，定期派遣使节来朝贡，我对你们表示赞赏。听说满喇加国王有意亲自前来朝拜，但却被困在王国境内。我认为这必然不是国王的意愿，而是你身边的人没有深思熟虑，阻止了道路，给邻国带来麻烦。这样做岂是长久保持富贵之道！你应该遵守我的命令，与邻国和好相处，告诉你的下属谨慎行事，不要肆意侵犯。这样一来，你就表明了尊重天命、维护国家安民、与邻国和睦相处，以满足我平等对待的愿望。”（《明宣宗实录》卷76）。以上诏令清楚地反映了郑和下西洋的真正目的以及明朝对自身的国际定位。
在中国古代文明构成中，海洋文明与农业文明、游牧文明一样，亦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华文化的传播与外来文明的交往中，海上通道与陆上交通都是主渠道。与沙漠和草原丝绸之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兴衰一样，海上丝绸之路因政治形势的变化也时兴时衰。在古代中国，明初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明朝特指中国南海以西的南洋群岛、印度洋、波斯湾、北非红海一带)无疑是中国海洋文明发展的巅峰，郑和也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航海家。
郑和(约1371—1433年)，明代云南昆阳州(今昆明市晋宁县)人，回族，本姓马，小名三宝 (保)。洪武十四年(1381年)十二月开始，傅友德奉命征讨割据云南的残元势力，少年三宝被俘，惨遭阉刑。后随军至北平，入燕王藩邸为宦官。三宝聪慧过人，忠于燕王，在“靖难之役”中屡建战功，深得朱棣信赖。朱棣称帝后，任命其为内官监太监，并赐其“郑”姓，从此，便称郑和，人称“三宝太监”。明成祖死后，第六次下西洋归来的郑和被仁宗任命为南京守备太监。他去世的时间尚无定论，一说是卒于第七次下西洋归途之中，即1433年；一说是回来后卒于南京，即 1435年。
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的28年间，郑和从苏州刘家港出发，七下西洋，其中前六次都在永乐时期。由于宝船靠风力行驶，故每次出航都在冬季东北信风期，返航在夏秋东南信风期。前三次主要在南海、南洋群岛和南印度洋一带。在此基础上，郑和在第四、五次下西洋时开辟了新的航线，首次到达波斯湾、阿拉伯半岛、红海东岸、非洲东海岸等地，将下西洋推向高峰。2002年，英国退役海军军官加文·孟席斯发表其研究成果，认为郑和的分遣船队于1421—1423年间到达美洲，引起世界震惊。当然此论还需进一步严密论证。
郑和率领的船队是一支混合船队，最多的一次为208艘。除最大的“帅船”即宝船外,还有用于护航的战座船、装载食物的粮船、载运淡水的水船、运载军需和装备的马船等。每次远航的人数在27000人左右，有明确的分工和严格的管理。主要领导为宦官，有正使太监、副使监丞、少监、内监，其下有掌管文书和负责外国朝贡的舍人；有掌管远航粮草和各国贡品的户部郎中；有负责外交礼仪的鸿胪寺序班；有传播中国文化的教谕和从事翻译的通事；有通晓天文和海洋气候的阴阳官生；有精通医术和营养保健的医官医士；有充当礼仪队和负责防御的旗校、勇士、力士等武官和军士；有负责航行、船舶维修的火长、带管、舵工、水手、班碇手、铁锚、木艌、搭材等。从中可以看出，郑和的远航船队是一个流动的复杂的特殊组织。
当然，远航并非一帆风顺。当时东南亚局势不稳，弱肉强食，有些国家与明朝为敌；各种反明的海盗势力横行海上，所以远航必须要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除了自卫以外，还可用以歼灭海寇，制止内乱。在七次远航中，郑和船队一共动用了三次武力。首下西洋时，苏门答腊岛东南部的旧港(也叫三佛齐国)的海盗头目、广东人陈祖义企图劫掠宝船，郑和得到密报后用计铲除了海盗势力，生擒了陈祖义，带回国处死。第三次返航时，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儿阴谋用重兵劫夺宝船，郑和发觉后，带兵攻打空虚的王城，以少胜多，生擒了国王，保护了船队。第四次下西洋时，郑和帮助苏门答腊的合法国王平定了与其争夺王位的叛乱者，结束了苏门答腊的多年内战。郑和以其杰出的军事才能化险为夷，不辱使命，秋毫无犯，深得西洋各国的欢迎，确保了远航的顺利进行，把大明王朝的声威最大限度地传播于海外。
尽管郑和下西洋的政治目的十分明显，但政治目的主要通过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来实现。由于西洋诸国远离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低于中国，且大多与中国的经济文化联系并不密切，有的甚至毫无联系，加之海上交通不畅，他们无力与中国交往。明朝要维持万国来朝的局面，必须承担巨大的外交成本。除了厚往薄来、不计成本的贡赐贸易之外，郑和船队携带大量的中国货物在远航途中进行着广泛的贸易活动。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金银器皿、铜钱、雨伞、烧珠、樟脑、麝香、水银等深受西洋各国的喜爱。西洋的香料、药材、宝石、琥珀及长颈鹿等珍稀动物、海棠等稀奇植物也被引入中国。在尊重各国固有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的基础上，郑和船队将中国的历法、礼仪、度量衡、建筑、生产技术等传到西洋。西洋各国的绘画、雕刻艺术等也传入中国。中外相互交流扩大了人们的世界视野，极大地丰富了各自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其影响是深远的。
七下西洋是郑和毕生献身的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它是中国古代天文航海技术达到世界最高水平的体现，也是十五世纪前半叶中国繁荣强盛的缩影。郑和远航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不畏险阻、敢为人先的进取精神和以邻为善、和谐共处的和平精神，开辟了中国海洋文明的新时代。郑和是伟大的航海家、杰出的外交活动家和军事家、卓越的管理者和文化使者，是“和平之旅第一人”，是“海上巨人”，他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郑和为中国的海洋事业、世界和平、国际贸易和文化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